解海龍，男，生于1951年，中共黨員。現任北京市崇文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攝影家協會黨組成員、副秘書長、組聯部主任，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理事，中華慈善總會燭光工程常務理事，北京印刷學院客座教授。1990年開始開始關注中國貧困地區基礎教育狀況，用相機記錄希望工程。1991年，謝海龍拍攝的希望工程紀實系列照片（其中有廣為人所知的《大眼睛》），成為希望工程的標志。1992年進入《中國青年報》，任攝影記者。現任中國攝影家協會黨組成員、副秘書長、組聯部主任、中國攝影家協會主任記者、信息中心主任、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理事中華慈善總會燭光工程常務理事、北京市攝影家協會理事、北京廣角攝影學會副會長、《大眾攝影》雜志編委。

　　解海龍

　　設計·中國：對于這次研討會“1986影像記憶—國際和平年青年攝影大獎賽回顧”，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解海龍：這個展，一下子就把我拽回30年了，那時候對自己的未來很迷茫，后來是聽老師的選擇了學攝影。當時還是受76年反四人幫運動的影響，一些當時拍的照片就被拿了出來，因此，我們也可以把76年作為中國攝影現代史的開端。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們紛紛拿起了相機單純為了功名，但幾年之后就變了，這就把話拉回1986年了。從1976到1986正處于改革開放的十年，人們在觀念上及老百姓生活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拿著相機的人需要記錄這個時代，記錄這個時代也正是攝影的意義和責任所在，這個時候人也就找著了北。再加上山西的“艱巨的歷程”，這三個大的活動把整個中國的攝影引上了一個正常而嶄新的時代。我們今天交流的這個活動的意義在哪呢？來參加這次活動的人，有二十來歲的，也有上了點年齡的，大家都對三十年前的這個活動，給它打打分，它在人們心中是不是一個金牌的活動？它對今天和今后又產生了什么意義？所以這個活動定位定的好，找的準，活動就有意義，再過多少年，今天的錄音錄像，今天大家的發言，以及很多影像又都會對今后產生怎樣的影響又有很重要的意義，這就是傳承，所以我就覺得這次活動很有意義。

　　設計·中國：1986—2016有近30年的歷史，您覺得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作品與當代攝影作品相比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解海龍：七八十年代之前，人們都把相機作為一種工具，服務于工作，那個時候叫宣傳。現在我們把相機叫做記錄，記錄今天，告訴未來；宣傳叫什么，宣傳就是對某種活動的一個報道和傳播，把影響做大。改革開放那時雖然是剛開始，但人們就仿佛見到天，思想解放了，這也是改革開放最大的一個特點，所以人們的積極性就特別高。所以這個時代是往前發展的，人們的思想也是從那個時候被解放出來的，但這之后也有一段時間，在引導方面出了點問題。所以我們現在要及時的糾正，明白攝影就是一個反應社會，為時代記錄的工具，反應百姓的心聲，百姓的生存方式，別說瞎話，別騙后人。就這次活動來說，我就看到了許多新思想，新觀念，它有傳承，也有創新。如果還像十年二十年之前一樣的思想，說明我們就落后了。所以我覺得現在，多一點這樣的研討會，將會對中國的攝影里程碑中，又一次引領。

　　設計·中國：站在您的角度，如何評判一副攝影作品的好壞？

　　解海龍：第一，從內容上看我認為一副好的作品，首先要真實，真情實感，真實記錄，記錄真實，用真實打動人。舉個例子：現在有一個詞叫精準扶貧，要到人們生活當中去，結果你還凈說一些怎么吃好喝好，自己過好，這就不是很好的為別人，這也不是一個很好的引領，這就叫內容；內容好了，但你的作品得有沖擊力有感染力，現在有一個時髦的詞叫做：“你的照片有沒有溫度啊”？溫度是什么？就是你看了照片之后，你被震撼了，被感染了，你這個事要想被感染，你就得拿著一個相機拍，結果只感動了自己，而沒打動別人，這說明什么，你沒表現好，你沒記錄好，你的瞬間沒抓好。第二，要有創新，攝影作品畢竟是作品，不能模仿別人的，第三。就是還是用很好的攝影語言給它到了位，該趴到水里就該趴下去，該跑到高出也得跑上去，第四，要有思想性，就是讓人能夠記住的片子，令人深刻。所以一副好的作品要有深度，有思想性。第五個，要知難而進，冬天冷的時候要往冷出去，夏天熱的時候要往熱處去，才能在這種情況下反應真實的情感。

　　設計·中國：您從事這個攝影工作的時候讓您感觸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解海龍：其實我一直有一個心結，之前我的一個朋友，說有個孩子讓我無論如何去看她一次，那是一個得了白血病的小女孩。本來我認為我只是一個攝影師，這種事應該是歸慈善機構管，可去了之后她說非常喜歡我的“大眼睛”，她還給我唱了一首黃梅戲，聽的我心里很難受我決心要幫她。回去后立馬聯系了一家報社，商量讓他們周四刊登關于這個女孩的事情。當周四報紙刊登了這個消息后，我真的特別興奮，我馬上拿著報紙想給那女孩看，可我到了醫院后發現醫生在整理她的床鋪，告訴我她已經走了。那時候特別難受，就覺得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講究的是時效性，也意識到時間就是生命。

　　設計·中國：如果現在讓您回到三十年前，回到1986年，您最想拍攝的是什么？

　　解海龍：30年前，也就是1986年是值得記錄的一年，那年因為中國失學孩子過多提出了九年義務教育。當時我得到這個消息之后，我拿著相機跑遍中國專門去拍那些失學的孩子，出人意料的是，通過我拍攝的那些作品，一年之內解決了大約三萬孩子回到學校的問題。如果讓我再回到三十年前，我依然會選擇一個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話題，可能依然是教育。因為不管什么時候，最重要都是要抓教育，這條路還要一直往前走，這樣才能提高公民的整體素質。我希望的是通過我的作品，通過大家，讓我們的世界更美好。

(編輯：李卓、王雅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