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東，1963年生，畫家。攝影_聶征

　　30年前，北京電影學院宿舍里，導演王小帥還是個清瘦的少年，平頭，白襯衫，臉頰兩側的青春痘清晰可見。30年后，京郊的麻將桌上，少年成了大叔，圓滾滾的臉上笑紋盡顯，當年秀逸的模樣已隨歲月流逝消失。

　　小溪邊光著身子的男學生，貨車斗篷里憨笑的農民工，還有在三峽、和田、國外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這些日常生活中零零碎碎的片段連同發福的朋友和家人……都被打包進了畫家劉小東最近的影像展里。1984年到2014年的千余張照片次第陳列，一個展廳一個展廳地往里鋪排，迂回的過道好似時空穿越器。

　　像急于抓住某個稍縱即逝的瞬間，使勁按下快門，這些照片并不都是美的。相反，虛晃，無厘頭，構圖也不完整，跟“藝術”看似搭不上邊。畫家艾民說，“劉小東用他特有的但是并非總是類型化的語言和介質記載著生活方式的變遷，不僅是他自己的，還有他所見的，而這構成了他在不同的物質點的遷移方式，其實就是中國在這過去的三十年的生活方式的變遷。”

　　“兒時朋友都胖了”，對這個時間跨度如此之大的展覽，劉小東自己倒更愿意這樣總結。“但胖得更快的，是這個社會。”

　　像眨眼皮一樣記錄日常

　　和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妻子喻紅的戀愛，是劉小東影像展柔情的開端。1984年，兩人剛從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畢業，跑到北戴河“約會”，劉小東拿著花25塊錢買來的舊相機，在海邊偷偷抓拍了幾張心上人的照片。一會兒曝光過度，一會兒對焦不準，卻是他對那段日子最強烈的記憶，“當時我心里還有些害怕，擔心一切不是真的，都不敢相信我們真的是在戀愛。”

　　而后，抓拍這個習慣，就這么一直保留了下來。宴會上叼起煙蒂的小男孩，血淋淋倒在路邊的鴨子，三峽光膀子打牌的工人—劉小東的視角從喻紅和親友身上，延展到生活和社會的每一個細節。

　　畫面大多不美，也毫無構圖可言。陳丹青評價劉小東的稟賦，在于“如動物般觀看世界”：“動物的目光，無明、無辜、無情、無差別，不存意見，不附帶所謂文化。他永遠是在看，亦如動物般敏于被看。”

　　對這個說法，劉小東笑呵呵地接住。 “（攝影）對我來講就像眨眼皮一樣，如此而已。但對哪個方向眨眼皮是自己的選擇，這些跟我的繪畫有很深的關系。”

　　照片里的現實在他的畫里疊映，如他所言，拍照和畫畫并不是孤立的兩件事，熟悉劉小東的觀眾在這次展覽里找到不少他畫作的影子。

　　街頭一輛呼嘯而過的卡車后斗里，擠滿了進城的務工人員，赤裸著上身，四下張望—賈樟柯還記得這幅畫帶給他的沖擊，“看到這一車人，你能想象它是開過了北京的三環路，在那樣的一個城市化的空間，農業社會的痕跡跟城市的發展融合。”

　　這張畫的原型，就躺在劉小東的千余張照片中間。不同的是，照片里，一車人穿著灰突突的粗布衣服，直視鏡頭，咧嘴憨笑，而在畫畫時，劉小東想了想，還是把那衣服摳了，一車人的面目也模糊起來。

　　沒有相機的時候，劉小東畫油畫前先用素描；有了相機后，這些零零散散的照片之于他，就像繪畫的速寫本。“有時候墨汁灑上來還留著呢，有時候弄得很精細，胡說八道、亂涂，都在里面。”

　　照片看似平凡無奇，但他顯然不是隨意地拍。有個著魔似的場景被陳丹青記了下來：“那年他帶我出游京郊，中途停車，著急撒尿般奔向路邊，拍了幾個穿過田埂的村民，隨即回車繼續駕駛，日后這幅平淡無奇的照片被植入他畫中的生動背景。”

　　每一張都是稍縱即逝的瞬間，一旦錯過，也就回不來了。劉小東覺得，對著照片畫畫這種方式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場”。

　　有時候在戶外寫生，一幅畫沒有畫完整，拍了照，回去還可以補救。雖不是每一筆都對著真人真物，但現場的氣息和意義都在。“現場性很重要。我的想象力是有限的，但客觀會給你很多氣息，啟發你，會讓你變得更開放。更有意想不到的事情，意想不到的意思，在畫面里出現。”

　　劉小東說，他的照片和繪畫，氣質都是相通的，“一看就是一個人的東西”。像照片傳達的一樣，日常的細碎生活以漫不經心的方式，落入他的畫里。

　　這些細碎的日常，被賈樟柯收入眼底，并為此激動很久。上世紀90年代初的文藝青年賈樟柯，在電影學院考完試后，沒事就往美院里溜達，看到劉小東繪畫的第一眼，就被震撼到了。因為當時能看到的國內油畫，不是風景畫就是開國大典之類的歷史題材，沒想到有這樣一個青年畫家，畫著自己非常熟悉又陌生的東西—火車站、雪碧、夏日的教室、大學的走廊，都跟生活如此貼近。印象最深的那張《燒耗子》，在護城河邊，幾個外來的年輕人穿著大一號的西裝，站著看一只被燒焦的、亂竄的耗子。

　　“那就是我們的日常，或者說我們那個時代。那樣的焦灼、混亂，但又那樣的充滿生命力，跟這種浪漫。”

　　賈樟柯也是從那時起，成了畫家劉小東的“粉絲”，他說，那些畫打破了中國繪畫的某種常規。

　　這為二人的合作埋下伏筆。2005年，賈樟柯追隨劉小東西行到三峽庫區，那時劉小東正在三峽畫他的《溫床》，他畫，賈樟柯就拍他。“他當時要是在新疆或者山西，我也都會去，所以去哪里不是我的選擇，劉小東才是我的興趣點。”由此產生的紀錄片《東》，在威尼斯電影節獲得由意大利藝術協會和意大利紀錄片協會頒發的“2006開放獎”和紀錄片獎。

　　彼時，在瓦礫堆中，劉小東正在畫當地的拆遷工人，他瘋狂地畫，把“拍片”這件事晾在一邊。有時候，劉小東兀自在那兒畫著，任由賈樟柯隨意地拍。有天正拍著，突然“轟”的一聲，一棟樓塌了下來，拆樓工人被埋在里面，沒再站起來。

　　溜在社會邊上管閑事

　　挺著啤酒肚的男人，酒桌上慵懶的人群，在長11米、高1.5米的巨幅畫里神情渙散。此次影像展也沿用了這幅畫的名字：“兒時朋友都胖了”。劉小東嘆一口氣，“社會變胖的速度比人還快。”

　　2006年，劉小東曾回故鄉遼寧金城寫生，畫曾經的小伙伴，畫臺球廳閑著的女郎、田埂上研究X光片的男子、廢棄飛機邊的牌局，故鄉在他的畫布上有了溫度。然而短短4年，小鎮金城變得太快，彼時的平樓被拆個精光。影展最后一張照片，是劉小東站在自家門前畫畫時照的，那棟房子，如今也已灰飛煙滅。朋友們卻照舊各奔東西，明明快到退休的年紀，穩定的生活仍好似遠在天邊。

　　“不僅僅是焦慮，真的是很沒有辦法。”劉小東說，那么大片的耕地變成樓房，那么多自然村落變成新農村，這個社會的轉型、大發展帶來很多讓人意想不到的問題。

　　一觸及此，他的聲音立刻急促起來，“我們都會變成沒有故鄉的城里人，每個人拼命地往前奔，退路卻被斬掉了。原來也許還有一個溫情的小鎮、一片田野讓你去瞎奔，去抒懷，但是現在，都變成一片樓房和城市，你可能只能去卡拉OK抒懷了。”

　　同時，一些不可思議的惡性事件發生，社會快速發展也帶來人性的變化。“我改變不了現狀，但可以凝視這種變化，去捅開這種異化和變態、臃腫的東西。”作為藝術家，劉小東自嘲，他總是怨天尤人、自作多情，為這些事情憂慮，創作也都圍繞這些主題，“畢竟不是社會實踐的真正參與者，還是溜在邊上的人，沒事兒干的人，精神上管閑事的人。”

　　陳丹青說他生猛，阿城說他鮮活，他全盤接受。“我可以說是老憤青吧”，劉小東笑。他曾說，畫畫時常懷怨恨。這些年來，從成名作《三峽大移民》、《三峽新移民》，到后來去新疆和田、青海等地完成各種繪畫項目，對現實的批判始終不曾從他的畫布上挪開。

　　第一次到重慶奉節是在2002年，彼時為了建三峽大壩，那里河流已經斷流，剩下拆遷后的廢墟。當天天色已晚，滿目的瘡痍讓他心里一震—“畫下來”，他想，可是，怎么畫？回北京后，有天路過工地，他看到兩個人抬著沉重的鋼筋從沙塵暴里走過，“像一根繩上的螞蚱”。那一刻，他突然想到人的命運。把工地場景和三峽的背景融到一起，第一張《三峽大移民》就這樣跳脫了出來。

　　此后，他不停地畫，試圖給這個社會提醒點什么。

　　在金城，他畫城市化進程中被遺忘的一群人。組畫里，自己最滿意的那張《肋骨彎了》，兩個男人在田埂上旁若無人地審視自己的身體，“被遺忘的氣息”。

　　在青海，他畫戈壁灘上吐著濃煙的化工廠，畫青藏鐵路，畫牽馬走過的牧民。

　　在和田，他畫不停挖玉的老少人群，千瘡百孔的河道。

　　劉小東說自己痛恨旅行，但為了畫畫，這些年馬不停蹄地走了很多地方。從北京走到三峽，走到故鄉，又走出中國。這次30年影像展搭配展出了5幅畫作，其中有一幅就是2008年的羅馬寫生，10米寬、2.5米高的畫布上，盡是一群人倚坐餐桌興致盎然吃飯的情景，題目是：“吃完了再說”。他說，這是一個隱喻，我們做什么事都不管未來，眼睛只盯著現下，一切吃完了再說。但如果把所有麻煩都推給子孫后代，以后的他們怎么辦？“有的事情吃前就要解決，畫里有這樣一些焦慮和憂患。”

　　“我就是精神上管閑事，溜著邊兒，說點不陰不陽的話。能做什么呢？”劉小東重復這句話，垂下眼瞼，停頓了好一陣。

　　現實在劉小東那里變得沉重，但他也不是沉重到不可接近。

　　30年影像展里，喻紅始終是最醒目的主角。沙灘上的女孩，成了妻子、母親，30年后依舊窈窕美麗。劉小東沒有把對社會的憤怒帶入生活，按他自己的說法，“藝術上該亮見識就得亮，在生活中倒是挺隨和的。”30年來，他畫畫、教書，沒離婚，有老婆有孩子，日子看似波瀾不驚倒也平穩幸福。他說，家庭對他的意義，跟藝術是一樣的。

　　回頭看這30年，劉小東覺得，只要過去了的在記憶里就都是好的，都值得懷念。“我是個悲觀的人”，他補充道，人總歸一死，最后無聲無息還給了當初的虛無。悲觀來自于這個社會，而正因為悲觀，才會珍視一些事情，這點讓他感激，“你會有更多的愛，更多的靈感。”

圖1：油畫，《兒時朋友都胖了》，2004-2005年。

圖2：攝影，《兒時的朋友在澡堂》，2004年10月。

圖3：攝影，《裝修工作室的民工》， 北京，1995年6月。

圖4：攝影，《在三環路上》，北京，199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