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張道一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藝術史論家、藝術教育家，我國當代藝術學學科的主要創始人，曾連續三屆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藝術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華美學學會第四、五屆副會長。獲中國美術家協會“卓有成就的美術史論家”、中國工藝美術學會“中國工藝美術終身成就獎”、全國優秀博士論文導師獎、全國圖書大獎等。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津貼。長期在母校南京藝術學院任教。南藝百年校慶前夕，張道一先生欣然接受集體采訪，暢談他所經歷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習和教學生涯，為我們留存了一部珍貴的校史文獻。本文是根據這次專訪中張道一先生的口述錄音整理而成，經張道一先生審定，特此發表以饗讀者。

我生于1932年11月，家鄉是山東省濟東縣九扈區九扈鄉九戶鎮(現屬鄒平縣)。我家鄉的濟東縣，是在1945年10月解放的，當年就建立起民主政府，包括范圍有濟東、鄒平、耀南（長山）三縣，當時均屬山東解放區渤海行政區第三專區（后改稱清河專區）。我的祖父和父親主要靠賣炭為生，家境一般。后來，祖父和父親轉到濟南經營買賣，我們全家也隨遷到了濟南。濟南是在1948年9月解放的，我大哥張道同就在那時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特種兵，在高射炮團服役，我堂兄張道修在黃河春工指揮部蓋家□大隊務工，我們家在解放初期算是較早與革命結緣的家庭。剛解放那會兒，我在濟南私立立達中學讀書。我喜歡文藝，尤其喜歡畫畫，在讀到初中二年級時，也就是1949年春，我在濟南的報紙上讀到華東大學文藝系招生的消息，便去報考，當然立達中學也給予了積極的推薦，結果被華東大學文藝系錄取了。進入華大學習對我的思想觸動很大，認識到了許多原先在家鄉和初中根本不可能知道的革命道理，是我人生重要的轉折時期。記得在華東大學二年級時填寫過一份學籍卡，我曾寫道，“解放后，在立達畢業時，便抱著模糊的思想，考進了華大，可說完全抱著學業務而來的，經過一年的學習，認識了黨和團組織的作用，知道他是真正為人民的。同時，個人也迫切地要求進步，改造自己，在一年的考驗中，光榮地加入了共青團。……通過了十個月的學習和三個月參加土改運動，認識了政治學習的重要，也見到了自身的很多缺點，決定在革命的熔爐里努力學習政治和業務，改造自己，更多地去為人民服務”。這是我青年時期人生旅途的一份思想記錄，它雖幼稚但十分鮮活，是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

一、1949-1952年在華大和山大學習

在我印象里，新中國建立初期，在華北和華東有兩所著名的文科大學，一所是華北大學，它是由延安陜北公學沿革而來的，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后，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一部分；另一所是華東大學，這所學校的歷史幾經變遷，先是1948年4月濰縣解放后，華東局決定，以山東大學渤海地區的部分留守人員為基礎，并集中原來的一些教師，會同華中建設大學的部分干部教師，在新成立的濰坊特別市組建華東大學，任命韋愨為校長，張勃川、李宇超任副校長。學校最初設有政治經濟、文學藝術、教育三個臨時研究班和兩個預科部。到了這年9月，濟南解放了，學校自濰坊遷到了濟南，與設在濟南的教會學校齊魯大學合一個校園辦學，學校的辦學環境和辦學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學校系科也擴大為文學、社會科學、教育三個學院和文藝系，還有一個研究部。那時所謂的大學實際上是革命干部培訓學校，學制由半年到兩年不等，主要是適應解放區和即將解放的國統區急需干部的培養需要。華東大學遷到濟南，這里是山東解放區的中心區域，也是許多革命力量聚集的地區，中共中央所設的華東局也在濟南，代表中央管轄新解放的山東省全境，還有蘇北和皖北解放區的工作，后來管轄的范圍更大了，包括山東、江蘇、安徽、上海、浙江、福建和江西，其實1949年初，這個區域大部分地區還沒有完全解放。1949年5月上海解放，華東局遷到了上海。

華東大學校園（1949年照片）

我是于1949年6月考進華東大學的，當時華東大學在濟南沒有自己的校舍，是借用齊魯大學的部分校舍辦學的，和齊魯大學在同在一個院子里，校門左邊掛著華東大學的校牌，右邊掛著齊魯大學的校牌。齊魯大學是由外國人創辦的一所教會學校，創辦時間比較早，好象是1904年，當時是外國人在中國創辦的13所教會大學之一，由來自美國、英國以及加拿大等國的14個基督教教會組織共同籌款聯合開辦，據說歷史比金陵大學還要悠久。有意思的是，當時華東大學的學生是穿著軍裝，齊魯大學的學生穿著洋服，學校中間一條主要馬路分開，景象十分有趣。

……

華大學生中有一半原來都是大學生、中學生考進去的，入學考試較為容易，初中都可以考進去，進去后先到社會科學院的第一部、第二部，進行輪流學習，既補習又是進行思想改造，幾個月后分配到文藝系。1949年那會兒，在濟南的文藝圈，一個就是華東大學文藝系，另一個是山東文聯的人民劇團，好象還有一個新安旅行團。這個新安旅行團很有名，它早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少年兒童文藝團體。1935年成立于蘇北淮安。該團是在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下和宋慶齡、陶行知、郭沫若、田漢等的支持和幫助下成立的，運用多種藝術形式,在全國各地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足跡遍及上海、南京、北平、蘭州、西安、武漢、桂林等大中城市，甚至還去過內蒙古、西北、西南等少數民族的農牧地區，被譽為“中國少年兒童的一面旗幟”，該團是1946年9月隨華東野戰軍北上到山東的。

當時在濟南就是這三個單位招生，我是直接考到華東大學文藝系的，為何選擇華東大學文藝系呢？我當時不知道文工團的性質，只是在校學生，覺得考學校是自然的事。我在濟南讀的是一所私立中學，當時學校一共選送了我們11個人去考試，我和一個女生考取了華大文藝系。我們一入學，既是華大學生，又是文工團團員，所以大家都穿軍裝，有的扎個皮帶，有的扎個布繩子，還有扎草繩的，什么都有，同學之間也不講究，學校發什么就扎什么。對于穿著軍裝是有嚴格要求的，我是從學校直接考進華大的，對部隊上的要求一無所知，因此剛開始那會兒，經常有解放軍的糾察隊抓住我們，我想我又不是當兵出身，干嘛抓我啊。后來經過學校教育，知道我們華大就是準軍事院校，是按部隊要求學習和訓練的，這一時期也可以說是我平生接受部隊訓練較為嚴格的幾年，嚴格要求、雷厲風行，養成了軍人的生活習慣。那時的軍事院校都是供給制，華大也是如此，每年發兩套衣服，春夏和秋冬兩個大季節各發一次，單衣和棉衣，每個月的吃飯是集體包伙，不要錢，其他生活費用還給一點零花錢，解放區的學校都一樣。我們的教員算是干部，所有的干部也就分為兩個級別，一個吃大鍋飯，一個吃小灶，一般連級干部以上就可以吃小灶了，所謂小灶，也就是菜是單獨燒的。我們吃的是大鍋飯，也吃窩窩頭，三天吃一次饅頭，米飯不多。肥皂等生活用品每個月要在飯費里面扣，這種供給制一直到1953年，才改成工資制。

華東藝專（無錫社橋校扯大門）

華東大學的教學不像正規學校那樣按部就班，主要是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制訂學習計劃，有點類似于訓練班。華大除了前面提到的系科和社會科學院以外，還有一個教育學院，主要是培養中小學教師的，好象還有一個研究部，是將社會上暫時沒有安排工作的高級知識分子集中起來進行學習和工作的部門。我們文藝系比較特殊，一方面是學習；另一方面就是配合開展的各項思想改造運動，對內進行階級教育、演出，對外參加社會活動。我剛進學校對什么都感興趣，記得學校戲劇組和音樂組經常找我參加演出，我也十分樂意，我和一起考進來的女同學參加《白毛女》演出，她演白毛女，我負責畫布景，那個時候沒有舞臺燈光變換這一說，更沒有放映舞臺布景的幻燈片設備，舞臺效果全是靠手工繪制的。一場戲下來，就要跟著趕緊變換天幕。更有意思的是，舞臺的聲音效果也全靠手工來做。比如，用打柳條的方式來制造下雨時的聲音；拿條很粗的紗布用兩個木輪子裹緊在那里來回搖晃制造刮風聲。雷電聲音就更是特別，當用好幾只汽燈同時一閃照亮時，就是在一個大的鐵皮上敲擊，這就弄出雷電雨聲。我擺弄這些舞臺布景道具的空隙，還要出演群眾，像《白毛女》里和大春一起干革命的青年人。那時的《白毛女》是歌劇，我幾乎能把全劇的歌曲哼唱出來。當時也沒有錄音機之類的東西，全部演出都是現場伴奏和演唱，就是到濟南人民廣播電臺進行播出表演也是直播，直播的時候很嚴格，所有人員都要遵守嚴格的紀律，不能發出任何與劇情無關的一點聲響。我們做聲音特效時都只是用眼精“說話”，或相互提醒。我當時還承擔《白毛女》劇組外出演出的節目單制作，就是刻鋼板、印歌曲，演出結束之后給，主辦單位買些水果糖作為報酬，主要演員可以分到兩個雞蛋，我因為有好幾份工作兼職，可以拿到水果糖和三個雞蛋，到學校后再分給其他同學吃。那時同學的關系特別親近，整天在一起，學習、生活什么的都是集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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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夏天，參加土改的師生都陸續返回學校，此時宣布了華東大學轉入正規辦學，也就是成為正規大學。我們聽到這一消息后非常激動，當年考學校就是奔著這個目標而來的。現在學校明確宣布這一辦學宗旨，自然是符合全體同學的心愿。學校將文藝系改名為藝術系，文學部合并到中文系，并成立了政治系、歷史系、教育系和體育系，當時華大以文科為主，一共有六個系。隨后，在1950年冬天宣布學校要南遷到南京，我作為學校的學生代表曾來南京看過校舍，做些籌備工作。當時選址的校舍是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大院，就是現在南京中山北路大方巷的江蘇省人大的院子，那時看這個建筑物特別宏偉，這是我在濟南沒有見到過的大建筑。

學校準備搬遷，連1000張床都做好了，但是沒多久又得到中央命令傳達了周總理的講話，山東要建立一所綜合性的大學，華東大學不再南遷，而是要東遷。那個時候山東大學在青島，不在濟南，周總理命令遷到青島，因為華東大學是過去解放區的山東大學。就是1945年中共華中局決定，在華中黨校基礎上，創辦華中建設大學。后來，校長彭康率領部分干部教師和學員北上并入臨沂山東大學，為了區別國立山東大學，而稱臨沂山東大學，解放區一批知名人士賀希明、張勁夫、張茜、夏征農、戴白韜、阿英、孫冶芳、范長江、車載、朱維基、黎冰鴻、黃源、陶官云等在校工作和執教。學校設工、農、文、醫、師范、社會科學等六個學院和預科。

到了1950年的冬天，我們就全部遷到了青島，1951年的春天抗美援朝的宣傳已經開始，到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正式赴朝參戰，抗美援朝全面拉開。我們在青島一面畫宣傳畫，一面排演節目，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宣傳抗美援朝的重要性。當時全國的美術界充分發揮美術的宣傳與鼓舞作用，畫家們以手中的畫筆表現火熱的社會生活與戰爭場面，弘揚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展示出新中國初期美術創作波瀾壯闊的景象。話說回來，華東大學和山東大學合并仍沿用華大藝術系的名稱。期間，又并進了山東解放區的六個文工團，團員變學員，干部變教員或管理人員，增強了藝術系的實力。那時山東大學有5個學院，28個系，2個研究所。應當說，50年代初的山東大學整體規模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不僅奠定了“文史見長”的學術特色，出現了一批在國內外享譽甚高的人文學者，而且數理研究也取得了令世人仰慕的成績，躋身于國內著名學府的行列。

山東大學（青島校區大門，1950年）

當時，華大與山東合并成立新山大之后，藝術系的領導班子卻是由華東局文化部任命的，也就是說單獨任命，那時的政策我也不太清楚。山大藝術系系主任名義上是山東省文學工作者協會（即山東省作家協會前身）主席駱賓基兼任的。當時駱賓基并未參與藝術系的實際工作，主要是原華大藝術系主任臧云遠負責。此時，藝術系已設立了三個專業，即戲劇專業、音樂專業和美術專業，是華東大學最大的一個系，當時學生數占全校三分之一。他還把學校的禮堂作為“實驗劇場”，讓學生們邊學習邊演出。可是等到山大藝術系組建完成后，臧云遠便調走了，直到1952年華東藝專成立他才回到教育崗位，這是后話。那時，山大藝術系學制是四年制，前兩年先學習共同課，積累基礎知識，后兩年選修專業。特別值得一說的是，50年代初，是山大輝煌的時期，文學院有所謂的馮、陸、高、蕭（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歷史系所謂“八馬同槽”（楊向奎、童書業、黃云眉、張維華、鄭鶴聲、王仲犖、趙儷生、陳同燮），這12位著名教授的課程我幾乎都去聽過，這給我打下了很好的文史哲基礎。

到了1952年夏天，大約是7月份，山大宣布華東局的高校調整方案，將藝術系一分為二，音樂、美術兩組遷至無錫，與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合并，組建華東藝術專科學校，就是現在的南京藝術學院的前身。戲劇組遷至上海，與上海戲劇專科學校合并，組建中央戲劇學院華東分院，現為上海戲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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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在山東的這個四年，華大兩年，山大兩年，我還是很開心的，這是我學生時代最重要的青春記憶。我在山大讀書期間還出版了不少作品，一張宣傳畫、一張年畫、還有一本合作的連環畫《郝建秀》等。那時我們是供給制，一個月給我們幾塊錢，一塊錢等于一萬塊，我記得我畫了一張年畫，那時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給了我四十塊錢的稿費，轟動了整個藝術系，就請同學們的客，那個時候腦子里面很單純，我總感覺生活很清新、很愉快。我后來提出建立藝術學，也是因為這四年的學習對我產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在這四年里我相當于接受了一個完整的通識教育，繪畫、演戲、舞美、歌唱，還有宣傳工作等等。現在想起來，通識教育也沒有什么特殊的，就是指在對藝術的學習上有個全面的了解。比如，對音樂、美術、電影、戲劇、舞蹈等領域都略知一二的了解前提下進行專業學習和研究會有好處，了解其基本理論、基本技能、基本知識，可以打通學習、融會貫通。

二、1952-1957在華東藝專教書

1952年7月，根據教育部《關于全國高等學校1952年的調整設置方案》，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和教育部聯合決定：全面調整華東地區的高等藝術院校，隨后成立華東藝術專科學校。當時，全國六個大區基本每個大區都有一所藝術專科學校，但北京例外，有三所院校，即中央音樂學院、中央美術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設在天津，后來搬遷到北京。另外，華東區有三所分院，分別是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后改為上海音樂學院）、中央戲劇學院華東分院（后改為上海戲劇學院），以及在杭州的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后改為浙江美術學院）。因為華東區是當時文化較為發達的地區，而這三所藝術院校雖然屬地在上海和杭州，但分別掛的是中央院校的名頭，所以并不隸屬于華東局管，而是屬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直接管理的院校。這樣一來，華東藝專就成為華東局文化部直屬的學校，而當時主要負責人就是擔任華東局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

華東藝專（無錫社橋校區校舍）

由于有這層關系，那個時候學校要去上海辦事特別方便，我是教包裝裝潢設計的，記得1953年有次帶學生要去上海新華印刷廠，還有上海市一印、七印和上海美術印刷廠參觀，這些印刷廠在當時都是國內最好的印刷企業，生產和接待任務繁重，一般是不接受學生實習的。但學校給華東局文化部寫了信，由他們給我們開具了介紹信，我就非常方便地帶學生去參觀，并且這幾所印刷廠還安排了技師專門給學生講課，了解最新的印刷工藝全過程。再有學校許多老師要去上海參觀學習，也都是華東局文化部負責安排。記得1954年華東藝專還在上海舉行畢業音樂會，聲勢浩大，上海各大報紙都有宣傳報道。

華東藝專時期劉海粟為校長，但他基本是住在上海，他每個學期開學和結束時都要來，發表講話，可以看出他對教學工作是很認真的。劉海粟的講話比較宏觀，天南海北、中外古今，學了蔡元培的一套，兼容并包，這點在當時是可貴的。這里還有一段史料值得說說，是我當時打聽到的。在許多版本的南藝校史里沒有記載。據說，最早華東藝專成立時，內定校長不是劉海粟，而是豐子愷，但豐子愷堅決不干，所有才回到選劉海粟。這一史實真實性如何，我們來看豐子愷當時的任職是可以找到答案的。新中國建立后豐子愷一直住在上海，擔任上海市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又任全國政協委員。同時還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上海市美術家協會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文學藝術家聯合會副主席。從當時選配校長人選來看，豐子愷的確是最佳人選，不僅在文學藝術界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又是參與建政工作的重要民主人士。劉海粟當選校長之后，顏文樑就掛了個中央美院華東分院副院長的名頭，當時林風眠和顏文樑倆人都是中央美院華東分院的副院長。

華東藝專剛成立時，三個學校合并，在教師聘用和職稱評定上出現了一些狀況。因為是公立學校，對于聘任教師開始嚴格起來。當時來學校任教都要求有學歷，并且需要學校和上一級主管部門批準才行。教師職稱評定也要重新審核，蘇州美專的教授是聘用時直接說了算，不用評，因此華東藝專一合并，蘇州美專大部分教師幾乎都是教授，人事處只好重新評定。當時還出現一個有趣的事，合并后山大和上海美專都有圖書資料帶來，唯有蘇州美專恰恰相反，有老師而沒有圖書，估計學校搬遷頻繁，大量散失了。但另有一種說法是因為那時蘇州美專對面就是蘇州圖書館，為了省錢學校就要學生直接去對面圖書館借書。

其實，1953年到1957年在華東藝專這五年還是有生氣的。我總覺得那個時候夏衍有些看法對學校發展很有幫助。記得1952年秋季開學后的一天下午，夏衍應邀到學校做報告，是在臧云遠的陪同下來的，他登上講臺站著為全校師生作題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報告，那時就覺得夏衍的文藝理論水平很高。他還著重指出藝術院校要堅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強調這是黨的文藝方針和路線。再有就是1952年，夏衍代表華東局文化部要求剛成立的華東藝專研究惠山泥人并辦展覽，學校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我就和無錫文聯的秘書楊藝生一起調查。當時偶然得知惠山山頂有個“寶貝”，我們二人趕緊冒著小雨上了山。山頂上有個小尼姑庵，菩薩像旁邊有一個玻璃罩，里面放的正是《蟠桃會》。這件作品了不起，神態逼真，最終《蟠桃會》成了那年春節泥人展覽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

張道一設計的華東藝專校箋圖標

起初，華東藝專教學力量不均衡，老的老，處于青黃不接，尤其是年輕人很少。老教師的積極性也不高漲，主要是剛合并那會兒，許多待遇沒有明確。特別是蘇州美專，早先都發不出工資。大約是1953年秋天，華東藝專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美術研究室或是叫創作研究室，這個研究室沒有什么特別工作，只是掛了個牌子，謝海燕是主任，陳大羽和我是秘書，研究室主要是美術方面的教師，有教授、副教授，還有講師和我們這班青年教師，青年教師主要是在研究室進修。記得美術史論組有：俞劍華、劉汝醴、羅叔子；技法理論組有：姜丹書、施世珍；中國畫組有：汪聲遠、申茂之、陳大羽等，還有畫油畫的曾以魯。當時，從外校分配來的青年教師也編進研究室，主要是讓老教師帶帶。所以，研究室以年輕的助教為多，日后都成為華東藝專的教學骨干，大概有二十來個助教，其中有浙美來的，他們是林樹中、劉菊清、李直、諸如樵、楊培釗等9人，中央美院有張樹云、張仲則等3人，還有山大的江小芋和我等4人、以及上海美專、蘇州美專等幾名助教，大家輪流上課。這里要說臧云遠是一位好領導，他當時竭力主張將青年教師送出到外校去培養，像蘇州美專的陸國英就去了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馬克西莫夫油畫訓練班；江小芋去杭州浙江美術學院進修，當時叫研究生班，大家一般進修兩年以上，我特別優待，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進修了5年。

華東藝專音樂系民間音樂研究組編寫的曲譜

華東藝專第一次招生是在上海進行的，是在1953年的夏天，當時只招了音樂系，因為美術系有好幾屆學生在校，教師比較緊張，就不招生了。招生地點在靜安寺，是一個四合院的小洋樓，一共三層，二、三樓是戲劇學院的辦公室，一樓是所很小的小學。可見，當年上海戲劇學院的辦學條件也是很困難的。當時華東局文化部夏衍代表政府有個說明規劃，是在上海虹橋機場附近要建設一個藝術城，那時虹橋機場屬于上海市西郊，距市中心約十三四公里，有很大的開發的空間。所以華東藝專成立時，要求暫時離開上海到無錫過渡，等藝術城建好了再回去。

這里，還有一個史料可以說說，我們遷到江南大學，名義上是接受江南大學的全部校產。江南大學是榮毅仁的父親榮德勝創辦的，他之前主要是經營無錫紡織廠和面粉廠，抗戰勝利以后有人說他是汪偽財產，要將其沒收，他就拿出五萬塊英鎊上交，結果后來查證不是汪偽財產，就將錢退還給他，他就用這些錢辦了江南大學。江南大學將榮家的紡織廠改為紡織系及實習基地，還在太湖邊上專門建了一個院子，提供給教師住宿。我們到江南大學時，因年久失修，校舍比較破敗，物資也沒有多少。比如說，原先說好江南大學有1000張鋼絲床留給我們的，學校也打算讓每個學生都可以睡上鋼絲床，但后來一查，無錫市搞社教時都拉到郊區農場去了，結果鋼絲床一張也沒有剩，這筆校產就沒有了。這么說，是表明50年代初期華東藝專的創辦實際上是挺艱苦的。

華東藝專剛成立時，由上海美專合并來的工商美術系，系里只有一個班，大約十多個學生，以及一名負責教學的老師林滄友，山大藝術系也有一個搞工商美術的老師叫張峻，由于教學力量太薄弱，學校就決定取消這個系，但1953年春又將這個系的學生合并到杭州的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后來這倆位教師就轉到學校教務處，負責管理教務工作。我到華東藝專又讀了一年，當時根據學校需要優秀學生可以提早畢業。于是，我就提早一年“畢業”，成為“研究生”，相當于現在的助教，除了我還有張華清、劉典章，其他留校的同學都是擔任行政工作，比如郭永安、宋杰是政治輔導員，再萌是院長辦公室秘書等。1953年那會兒正好是留蘇高潮，不少學生選擇留蘇，音樂系有兩名學生分別去了波蘭和捷克，華東藝專分配留蘇名額只有一名，要求家庭出身好的學生才能去，雖然我的專業在學校名列前茅，但因家庭是城市小業主，屬于出身不好的一類，我也知道自己不夠資格。當時學校領導臧云遠就找我談話，說出國不了，就把你送到南京陳之佛門下學習工藝美術。現在回憶起來，慶幸自己在國內“留學”，前幾年我去過蘇聯一趟，看他們的工藝教學跟我們國內相差很多。如果講設計，蘇聯還真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說到教學，在發展幾年后華東藝專的整體水平真不低。比如，素描有馬承鑣、畢頤生，他們畫的大衛石膏像是相當精致的，每個面都畫得相當結實。油畫的人就更多了，像曾以魯、朱士杰、孫文林、蔣仁，他們都是我國早期有代表性的油畫家，有些人曾留學法國、比利時等國，具有很好的西學背景。中國畫可謂人才濟濟，像汪聲遠、申茂之、沈濤、李長白，還有陳大羽等。但實事求是地說，當時華東藝專的創作比不過中央美術學院和杭州的浙江美院。華東藝專時期史論力量比較強，像姜丹書，他隨上海美專并入華東藝專任教授，1958年從華東藝專遷到南京時退休，又被選為浙江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藝術史論和藝術教育研究。俞劍華早年是上海美專教授，后又歷任暨南大學教授和上海學院副院長，1952年任華東藝專教授，還是美術理論教研組組長。俞劍華對自己，也對從事美術史研究的人提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寫萬幀文”、“畫萬幅畫”的要求。他師從陳師曾，有繪畫基礎，擅長山水畫，兼擅花卉，并工書法。這對他從事畫論研究有極大的幫助。劉汝醴經歷不一般，早年參加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從事進步美術活動，曾負責整理魯迅關于木刻的講話。后赴日本留學歸國后，一度在滬買畫為生。抗日戰爭爆發后，北上參加新四軍。1940年在魯藝華中分校任教。解放初期出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秘書長，負責籌建上海博物館和上海圖書館。1953年起到華東藝專任教。溫肇桐早年與龐薰琹等美術青年在常熟組成旭光畫會，倡導新美術運動。很早就出版繪畫教材收入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的《萬有文庫》，30年代起就在上海美專任教。1952年起歷任華東藝專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美術系副主任。我當時跟隨陳之佛學習工藝美術，后來到北京中央工藝美院進修，學校是想讓我將來承擔起工藝美術理論和圖案教學，也算是補上華東藝專這一學科的缺門。其實，當時上海美專的工商美術，蘇州美專有兩個專業如果一直堅持辦下來，現在可以辦得很出色，一個是印刷科，一個是動畫科，后來動畫科分別合并到中央文化部電影局電影學校（北京電影學院前身）和上海電影制片廠美術電影組，印刷科也給停了。

1955年，華東區文化部撤銷，撤銷以后華東藝專原本是屬于華東局管轄的，并不屬于江蘇省。此時大背景是全國支援西北發展，最突出的就是許多著名高校西遷，像上海交通大學遷往西安。這樣，1956年文化部就決定將華東藝專和西北藝專合并，學校部分石膏像和圖書資料都運了過去，但這個過程幾經波折，劉海粟為此還給上海市高等教育管理局寫信，要求將無錫的華東藝專美術系遷回上海，這一條也是劉海粟被打成右派的罪狀。這話說起來比較復雜，南藝校史中有記載，說得還算真實。這里補充一點，就是1957年學校來了江蘇省委任命的代理黨委書記劉平，雖說反右擴大化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后來他與省委任命的校長縱翰民一起為學校最終留在江蘇起到了作用。此后據說江蘇省委出面說明江蘇沒有一所專業藝術院校，希望文化部同意把華東藝專留下來，幾經磋商文化部同意華東藝專歸屬江蘇省。這樣，到1958年1月，江蘇省委決定：華東藝專由無錫遷校南京，消息一傳出，大家一直懸著心總算放了下來，接著是大躍進，大躍進完了之后學校就從無錫遷到南京，曾經有幾個月叫南京藝術專科學校，外界簡稱南京藝專，這個好多人都忘了，甚至不知道還有南京藝專（許多人弄錯了，以為是早先的南京藝專，那是20年代民國著名美術教育家沈蕙田先生創辦的，校址在夫子廟大石壩街上，謝海燕夫人張嘉言就是這所學校畢業的），再后來改成南京藝術學院。現在想來，學校遷南京是對的，為江蘇藝術教育事業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編輯附言：張道一先生是在他家中接受本刊編輯記者的集體采訪，時間是2012年6月19日下午，采訪記錄整理為：夏燕靖、袁熙旸、蔡淑娟、易菲，文稿經張道一先生審定。原文兩萬余字，本文節選一萬字）

原文刊載：南京藝術學院《藝術學研究——山東大學藝術系 華東藝專研究》專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張道一先生與采訪者合影